9月10日，由36氪主办的2025年36氪产业未来大会在中国厦门盛大启幕。本次大会重磅携手商务部主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精耕时代，潮涌嘉禾”为核心主题，倾力打造一场兼具国家高度、产业深度与市场热度的高规格、高价值、高影响力产业盛典。
大会紧密锚定国家战略导向与产业发展前沿，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大消费五大核心赛道，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共商发展路径、擘画产业未来。在为期两天的议程中，大会以“产业协作链条”为逻辑主线，重点聚焦“政、资、产”三方协同机制，深入探讨如何打破壁垒、整合资源，精准破解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与瓶颈制约。
36氪在产业未来大会策划了一场“新周期，新叙事”的圆桌对话。36氪合伙人、副总裁【主持人】李政，厦门创投副总经理陈杰，厦门高新投董事长林志超，国兴投资副总经理檀文，赛富基金合伙人黄延涛，几位大咖共同探讨当产业进入新周期，产业投资需要的新叙事。
以下为圆桌内容，经36氪整理编辑：
李政：首先欢迎厦门创投副总经理陈杰；厦门高新投董事长林志超；国兴投资副总经理檀文；赛富基金合伙人黄延涛等嘉宾。请各位用几句话介绍一下自己和所在的机构。
陈杰：我是厦门创投的陈杰，厦门创投母公司是厦门金圆集团，是厦门财政局全资子公司，集团是厦门金融服务平台，牌照比较全，我们厦门创投主要做两块业务，一块是政府引导基金，包括我们跟在座的嘉宾都有市级和区级的引导基金的投资合作。另一块业务我们也是市场化基金的管理人，现在管理的基金规模也超过30亿，每年平均保持1到2支新基金的规模。谢谢大家。
林志超：我是厦门高新投的林志超。公司2013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投早投小”的早期创业投资风格，累计投资50余个初创项目；同时也做母基金业务，参股以中小基金为主，核心目标是支持科技类科创企业。
檀文：大家好，我是国兴投资的檀文。国兴是2018年在国贸集团与央企国投支持下成立的混合所有制平台，管理基金类型很全，包括CVC、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和创投基金，总规模约130亿。
黄延涛：我是赛富基金的黄延涛。赛富2001年成立，2013年在厦门设立管理团队，至今已运作12年，在厦成立4支基金，规模约25亿人民币，目前主要专注科技产业早中期投资。
李政：刚才大家提到了国资、混合所有制、市场化资本等不同背景，想请各位从自身视角谈谈，今年投资行业的变化是什么？机构又做了哪些应对？
陈杰：刚才李总讲的很多数据，从体感上都可以有很强的感受。一个是募资端，因为我们是做政府引导资金出资代表，我们投的时候也感受到国资目前是主力，但是这里有新的成分变化，比如我们去年响应国家的号召跟工农中建四家做AIC基金，成立规模有220亿，有很好的新的出资平台加入，我们也希望探讨跟社保基金的合作，会带来很多新增量。
另外一个是投资策略上，大家更多是投向科技创新，比如我们去年跟AIC成立一个基金，第一个项目就是投到厦门的瀚天天成，这也是很多在座嘉宾共同投的项目，非常重视科技创新。
在退出上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集团跟市里最近做一个并购基金，去年我们跟厦门自贸区发起成立全国首只市场化运作的S母基金，从退出的渠道上我们也在做积极的尝试。
从退出的体感数据，从我们管理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今年应该退出的金额是去年的两倍，我们自己作为市场化基金的管理人，我们给LP今年的分配也会达到去年的2倍以上，从退出上也可以感到明显的回暖。
林志超：今年最直观的是资本市场回暖，信心回来了。比如出现了宇树、DeepSeek这样的现象级项目，大家开始相信“100 倍回报项目”的可能性；二级市场上，港股消费、医药板块表现亮眼，也带动了一级市场的投资热情。前几年很多机构躺平，现在都动起来了。我们的调整是“提前布局”——不能等行业火了再投，不然估值已经很高了，得沉下心研究技术趋势，等爆发时再退出。
檀文：我从业25年，经历过三轮周期，今年最大的变化是从“模式驱动”彻底转向“科技驱动”。早年在今日资本投京东，看的是商业模式，不关心技术；现在如果不投科技类项目，基本没上市退出机会——我们最近投的两家科创板公司都是亏损的，但技术过硬。举个例子，三年前选大硅片项目时，我们放弃了国有津贴科学家的团队，选了国企背景的企业家团队，虽然技术差不多，但后者市场意识强，现在已经上市了，前者还在挣扎。另外，不管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是CVC，都得先保证财务回报，我之前管的2.47亿平潭引导基金，10年IRR做到10%，还培育了一家上市公司，这是基础。
黄延涛：赛富近年来一直在投科技，今年的感受是从“叙事驱动”到“落地与效率驱动”。过去三年大家都在讲元宇宙、卡脖子这些宏大叙事，市场中也火了很多概念性的板块；今年市场回暖后，大家更关注“能不能落地”“效率有没有提升”。比如大模型，去年还在炒概念，今年资本都往能落地的应用端走。另外，国资和市场化机构的分工很明确：国资做后端的基础设施、场景提供，我们市场化机构做前端的技术突破与市场拐点发现，相互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比如我们和厦门创投、火炬创投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配合。
李政：志超总专注早期投资，硬科技早期项目不仅路径不清晰，技术路线错了还可能清零，想问问你们怎么在这种不确定性下保持耐心？
林志超：核心是从三个维度把控风险。一是技术判断，我们虽然不是专家，但必须对技术趋势有60%-70%的把握，要是心里没底，绝对不投。二是团队配置，纯技术出身的团队不行，得有懂市场的人搭配，不然技术做出来了，也卖不出去。三是市场空间，必须确认这个技术对应的市场足够大，能支撑项目长大。这三点都满足了，即使周期长，我们也有耐心等；要是有一点不确定，再热的赛道也不跟风。
李政：刚才几位都提到了技术的重要性，但檀文总举的大硅片例子里，技术差不多的情况下，市场能力更强的团队走得更远。想问问您，技术和市场怎么平衡？是不是技��好就一定回报好？
檀文：肯定不是技术越好回报越好。我们找的是“有市场需求的技术”，不是“为技术而技术”。很多科学家创业，技术很牛，但眼里只有技术，没有市场，最后产品卖不出去，投资人也拿不到回报。反而有些企业家，技术不是最顶尖，但能精准找到应用场景，把技术转化成赚钱的产品，这种项目更靠谱。比如我们投的钙钛矿项目，没选最火的叠层路线，选了薄膜路线，因为能和丰田合作做车载节能，一上来就有场景，这比单纯的技术领先更重要。
李政：檀文总提到基金要兼顾战略和回报，很多产业基金背后有政府或企业背景，难免要考虑产业链攻坚，但财务回报又是机构的立身之本，这两者怎么平衡？
檀文：根本原则是“以财务回报为基础，契合战略方向”。首先，不管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是CVC，不给LP赚钱就没人再给钱，这是底线 —— 我13年管的兴证战略基金，IRR31%，十个项目三个IPO、两个并购，就是靠回报说话。其次，国家战略方向本身就有市场潜力，比如硬科技、新质生产力，不是说为了战略就要牺牲盈利，而是战略方向里藏着长期机会。另外，招商的时候不能盲目，要让企业、政府、基金三方共赢。比如我们把电动重卡项目引到厦门，就是因为厦门的出口政策好，项目能打开中东、非洲市场，既符合厦门的产业导向，基金也能拿到回报。
李政：延涛总所在的赛富是老牌市场化机构，现在国资出资占比越来越高，你们觉得压力大吗？是竞争多还是合作多？
黄延涛：现阶段肯定是合作远大于竞争。国资的优势在后端：有场景、有基础设施、有政策支持，但容错机制相对谨慎，不适合投早期技术拐点前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前端：对技术商业化的判断更敏锐，能在项目瓶颈期果断出手。比如厦门的翰天天成，早期是火炬高新投给了扶持政策并投了种子轮，后来企业遇到财务瓶颈，我们领投了B轮，帮它度过拐点，现在厦门创投又进来支持量产扩张，大家各司其职，形成了接力。当然，要是未来国资如在激励机制、决策效率与容错机制上有突破，可能会有竞争，但现在更多是互补。
李政：那国资 LP 的进入，会不会改变你们的投资基因和决策机制？比如过去追求超额回报，现在是不是要更多考虑战略？
黄延涛：投资方向上会有约束，比如国资LP会要求60%-70%的资金投特定赛道（如半导体、低空经济），但决策逻辑还是市场化的。另外，大家担心的“返投”问题，其实在区域深耕后会发现是水到渠成的——我们在厦门的第一支基金，在投资期后申请延长半年才完成返投；但其后和厦门创投合作的第二支基金，三个月就超额完成了返投。因为厦门有产业基础，能够持续吸引和孵化出好的项目，不是硬凑的。
李政：陈杰总来自厦门本土机构，刚才提到厦门基金规模十年涨了十倍，想问问厦门的产业差异化优势在哪？国资和民营资本合作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陈杰：肯定是像您说的，从最近的角度是做资本和产业的结合。厦门有一些产业优势，比如刚才延涛说的，他给我们带了一些很好的项目，其实也是因为厦门这边要重点发展这些产业，比如我们在集成电路领域，14年就引入了台湾的联电，在厦门成立了联芯，围绕他引入很多芯片设计的公司，也发展出厦门集成电路设备企业还有材料企业，前几周也刚过会一家上市企业，还有下游的封装测试企业的，整个产业链条就会比较完善，这个过程中很多参股基金就会围绕这个产业链把企业投资并带到厦门或者是把一些好的项目跟这些合作企业做一些应用上的关联，这是挺明显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整个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从过去几年也有4、5倍的增长，所以从资本和产业有很好的结合。刚才延涛说跟我们合作，用市场化的方式投了思坦科技做Micro-LED，也是厦门重点发展的新型显示的产业，厦门有天马是做TFT-LCD，厦门在天马上投入的资金特别大，我们也希望依托这个产业布局新的技术路线，而我们引入的Micro-LED可能是未来新的方向，赛富投了之后介绍给我们，也是用市场化的方式投资他们，落到火炬，去年量产，今年开始做新的产品业务。其实从我们的角度说我们特别希望能够依托产业，总书记也说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也是不能够凭空做的。厦门有好的方面，还是有开放的基因，是开放型的港口型城，有优越的环境，很多海外回顾的科学家也喜欢到厦门做事情，所以真要因地制宜做事情。
李政：陈杰总提到的扎堆投资，其实是全国性问题——各地都上同样的项目，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想请各位聊聊，这个问题有什么解法？
陈杰：像您说的，有很多内卷的项目大家集中投资，也反过来说，如果支持科技创新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这也是一个好事，还是举刚才共同投的瀚天为例，厦门在18年以前帮他做了非常多年的推广，但那个时候整个市场没有起来，还没有认可，从赛富18、19年左右投了，估值正好在拐点过程中，快速的起量，正好抓住市场的空间，用了市场上融到的资金做科技创新，一步一步以来也抓住市场机会，现在应该是全球最大的碳化硅外延片的企业，还在继续的创新，去年用参股AIC基金做了很大的投资。其实我们可以沿着龙头产业和它优势的产业链做集中的投资，我们把一个企业从小到大扶持创新，把科技水平做到全球的最强。从这个角度说，反过来可以带动上下游企业的成长。我们用这样的模式扶持企业，打造标杆性的企业。因为真正能够带来产值、税收、就业还是那些龙头企业，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跟参股基金合作，共同做这样的动作。
林志超：中国的问题是“同一赛道百个团队竞争”，欧美一般就3-4家，这就需要引导机构“差异化布局”。建议政府和机构联合做赛道评估，筛选前5名最优质的项目重点支持，后面的就少给资源，避免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内卷。
檀文：核心是“找对应用场景”，产能过剩本质是“无场景的扩张”。很多地方招商只看项目热不热，不看有没有场景，结果工厂建起来了，产品卖不出去，自然就过剩了。我们投项目时，会要求企业家先找到下游场景再扩产，比如电动重卡要先确认出口市场，钙钛矿要先绑定车企，这样就不会盲目扩产。另外，要让企业家学会“靠自己养活自己”，现金流打平比融资更重要，不然很容易倒在产能扩张的路上。
黄延涛：最关键的是“各角色归位”。政府别去抢市场化机构的活，作好“场景提供商”和“基础设施服务商”，降低企业产业化门槛与试错成本；市场化机构别去跟国资比资源，作好“技术方向判断和市场拐点的观察者”，助力企业突破技术与市场化临界点；创业者也别仅专注于“技术原教旨主义”，善用各方资源做好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与落地。比如瀚天天成的成功，就是因为厦门高新投（政策）、赛富基金（商业化）、厦门创投（量产）各司其职，没有互相抢位，这样才能把一个早期项目接力扶成龙头，而不是大家都扎堆去投同类项目搞内卷。
李政：最后请各位结合今天的讨论，给政府、基金、企业等相关方提一些建议，比如怎么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更好地协同合作？
黄延涛：对企业和基金来说，落地项目要多看“产业适配性”，别只看政策补贴——落在一个有产业链集群的地方，比拿再多补贴都有用；对政府来说，要多提供产业配套，而不是单纯给钱给地做“内卷式招商”。
檀文：厦门的政府官员很多是工科出身，懂产业，这是优势——建议政府多和机构探讨产业决策，做自己擅长的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别介入项目具体运营，越俎代庖反而会帮倒忙。
林志超：我呼吁更多资金关注早期科技项目。创业有风险，但没有早期投资就没有中国科技的未来。我们除了给钱，还会联合36 氪做创意营，帮创业者对接资源，希望更多机构能一起参与，降低早期创业的门槛。
陈杰：对国资机构来说，要坚持“市场化投资”——只有赚到钱，才能长期支持行业；同时，要追求“投资多效合一”，通过一笔投资，既获得回报，又把外地的优质项目引到厦门，带动本地产业发展。
李政：时间刚好，今天的对话全是干货，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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