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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我停经了
“我还年轻,吃点药就好了”
“卵巢功能下降。”
2018年,26岁的袁媛看着诊断报告上的这六个字,没有任何概念。
在这之前,袁媛的月经已经不正常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开始,要么一个月来两次,要么两个月来一次。那时袁媛也去当地的妇幼保健院检查过,医生和她说只是月经混乱,吃点黄体酮就行。可吃了几周还是无济于事。
直到2018年5月,26岁的她在熟人的建议下来到了这家卫生院,先后检查了性激素6项和AMH值(即抗缪勒管激素,是衡量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指标都非常差,甚至AMH只有0.01——成年女性正常范围应该在2 ~ 6.8 ng/mL之间,数值越低,代表卵巢功能越差。
医生并没有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只告诉她可能生不了孩子,并企图安慰她,说自己的同学曾失去孩子,“现在两个人过的也挺好的”。并告诉她说现在还有卵泡,应该有怀孕的机会。“可能医生觉得我比较年轻,不想说太多比较严重的话,怕打击到我。”袁媛想。
医生给她开了芬吗通和补佳乐,用来补充雌激素。但袁媛吃了几次就开始抗拒,她担心长胖,而且每次服用都恶心、想吐。2019年,她自行停掉激素药,试图用中药改善自己的情况,但同样无济于事,最长时间,她曾三个月没来月经,并出现了耳鸣,入睡困难和潮热的症状。
27岁的袁媛又去了那家卫生院,这一次,医生直接给她诊断卵巢早衰,并建议袁媛如果要生孩子就早点生,否则卵巢的状况会越来越差。
卵巢早衰,即“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指的是女性在40岁之前卵巢提前出现功能衰退。除了性激素水平和AMH值,临床症状也是诊断卵巢早衰的重要指标。而三个月以上不来月经,就是典型的症状。
但事实上,很少有女生会把不来月经当作某种疾病的表现。在她们看来,没来月经多是因为压力大所致。
现年35岁的刘乐就是如此。2022年春节,她发现经量骤减,每次只有几滴,周期也从30天变成了40天。而之前,她的月经量大到白天都要用330长度的夜用卫生巾。一开始她并没当成一回事,毕竟自己之前只要工作压力大,月经就会不正常,出现短暂性地不规律。
直到半年后,一位想要二胎的同事说要去看中医,同样有二胎计划的刘乐跟着一起去了。俩人挂了一个妇科专家号,查了性腺六项和AMH。结果出来后,看上去至少60岁的老中医看着刘乐的指标,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的激素水平还不如我。”
但刘乐并没放在心上,觉得都是可逆的,“我还年轻,只要回去补一补,吃点药就好了。”医生给刘乐开了瓶定坤丸,让她看看效果如何。
但刘乐出现了和袁媛一样的情况。先是月经量变得越来越少,直到2023年7月,刘乐停经了。紧接着,是一系列生理上的不适——腰酸背痛,腿也没劲儿,感觉自己每天都像在背着一个乌龟壳一样。
停经的第四个月,刘乐忍不了了,她在当地挂了个西医号,医生给她开了盒芬吗通,说可以先吃上一个月,通过药物帮助她补充雌孕激素,调节月经。
那天回家,刘乐上网查了些芬吗通的资料,得知这款药物可能要吃到45岁(正常女性绝经范畴的最小年龄),她不信,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希望”。看到网友推荐了一位北京擅长治疗女性生殖内分泌闭经的中医妇科专家,决定去北京试试。
在北京,刘乐第一次被“判刑”为卵巢早衰。医生说有些人是遗传造成的,有些人是不可控因素,如精神刺激,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等,同时告诉刘乐,这病是不可逆的,刘乐不信,但医生劝她,“已经无力回天了,别再浪费钱了。”
刘乐只能乖乖回家吃芬吗通。但她还是冥冥之中抱有一丝希望,“没从心理上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觉得自己太年轻了。”
确实,几乎每个年轻人在确诊卵巢早衰的第一时间都是质疑,“这不是40多岁才得的病吗?”“月经不规律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甚至在听到“卵巢早衰”四个字时,会因为无法接受而生气,愤怒。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诗琪告诉“后浪研究所”,自己所在的门诊就曾遇到过因无法接受自己被诊断卵巢早衰,而把科室进行投诉的患者。
被激素控制的日常
事实上,在30岁的年纪确诊卵巢早衰,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诗琪能明显感觉到,近几年,30岁以前被确诊卵巢早衰的患者数量在增加,但好在整体看来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占卵巢早衰患者的比例还没那么高——5%-15%不等。诗琪觉得这背后,和现在年轻人的饮食结构以及生活压力有关。
诗琪曾接诊过一位26岁的患者,因为减肥导致8个月没来月经,最终确诊卵巢早衰。这不是个例,她在临床上看到过很多闭经半年甚至是一年的女性,始发因素都是因为迅速减重,导致自己的体脂含量降得太低。“我们身体里的雌激素是由身体里的胆固醇合成的,而胆固醇是一种脂类,所以我们的脂代谢和雌激素的合成密切相关。”诗琪说。
另一方面,压力过大会干扰人体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激素分泌,导致月经紊乱,造成周期不规律甚至闭经。
确诊后,刘乐试图分析自己的诱因。作为一个山东人,她始终在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中成长——中考、高考、考研、考公,就算上岸之后也要忙着努力晋升,甚至刚休完产假上班一周,就被通知调岗到了任务更重的工作岗位。代价就是透支自己的身体,“这些压力可能你当时看不出来,但其实对你身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她有些后悔曾经对自己太过苛刻。
后来,她在网上看到了其他病友分享的一句话,“它让你死不了,但让你活不好。”这在刘乐身上都应验了。
先是体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爬山爬不上去,孩子抱不起来,就连自己最爱的逛街都没了力气。
之前,刘乐可以从早上9点一直逛到晚上10点,再去通宵唱K都不成问题。但确诊后,刘乐再和同事逛街,就只有坐在那里的力气,完全没了试衣服的兴致。就连一直戴着的脖子上的项链,她都开始觉得“坠脖子”,“你的脖子已经承担不起这个重量了。”
接下来是,她的工作状态开始急转直下。
作为公务员,刘乐的工作一直很忙,之前她倒是乐得其所,但是在激素的控制下,刘乐总会萌生出“突然不想干了”的念头,“反正我就躺平了,你也开除不了我”。甚至跟领导大吵一架也有。好在领导是个直男,没和刘乐撕破脸,只是问她怎么了,感觉情绪不是很好。
刘乐和老公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差。
每天上班已经耗费掉了刘乐所有的精力,回家后更是什么都没了兴致。尽管老公也会过来问她怎么了,哪里难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刘乐没精力去解释。就连夫妻生活,都没办法进行。
慢慢地,刘乐开始变得焦虑。尽管大多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但就是有时候很high,有时候又特别down”,觉得自己“每天像疯了一样”。
袁媛也在确诊后出现了情绪的极大起伏。
她开始没办法好好工作。在一家公司呆上几个月就要离开,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卖过保险,做过微商,也尝试过其他工作,但都没有心思坚持。
她开始担心自己和男朋友的关系。卵巢早衰让袁媛觉得自己很快就变老了,法令纹出来了,雀斑长脸上了,子宫和卵巢有了萎缩的迹象,雌激素的分泌终止也让她和男朋友的性生活受到了影响。她开始担心,如果一直这样,男友出轨了怎么办?
因为抗拒吃芬吗通,袁媛的激素开始变低,情绪也出现了问题。她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甚至需要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
2020年,袁媛又去了一次区妇幼保健院,医生听到袁媛被确诊卵巢早衰后惊呆了。这位40多岁的医生,当着袁媛的面翻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开始研究卵巢早衰的症状,说自己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年轻的卵巢早衰病人。
紧接着,袁媛开始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和人交流。在她心里,卵巢早衰这件事情是有一种羞耻感在的,“别人会不会想你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才生的这个病,因为正常的女孩不会生这种病,很多生了小孩很顺利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现在要照顾自己,而不是要小孩”
这种状态持续到2021年。
那一年,袁媛加入了一个卵巢早衰群,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个例。
群里都是确诊卵巢早衰的患者,20岁前后的,30岁出头的,40岁左右的。大家在群里抱团取暖,分享确诊经历,以及日常抗衰心得。
一次群主在群里分享了一句话,让袁媛印象深刻,“她说我们只是生了病,不能生孩子,但我们的生命是不受影响的,你是可以去做很多对抗的事情的。”袁媛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把所有问题归咎于我生病了。”
她开始运动,开始积极就医。就医过程中,袁媛遇到过许多年轻患者,甚至比自己还要小,94、95、96年出生,甚至最小的还在读高中。作为“前辈”,她还会劝她们要早点睡觉,要运动,不要吃冰的东西。
她开始积极调整自己面对卵巢早衰的态度——之前每次就医,袁媛的目的都是为了结婚,为了生孩子。甚至因此走过很多弯路——比如去美容院做卵巢保养。
但现在,袁媛做这些的前提都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体变好。
去年,袁媛结婚了。结婚前,她曾和男朋友说过自己确诊的事情,俩人也商量过要不要小孩的问题,男朋友表示自己“有没有孩子都能接受”,就算生不了,也可以去领养。
而且事实上,确诊卵巢早衰,并不意味着没办法怀孕。
“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大家对于卵巢早衰是非常恐惧的,她可能觉得卵巢早衰,自己作为女人,在生育这一块就完了,就没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宝宝了。”诗琪表示,在临床上发现就算AMH值很低,也5~10%的概率会怀孕,“它不是不排卵,它只是排的不规律,排的相对少。只要你严密监测自己的排卵时间,监测自己的体温,能够卡在自己排卵的时候去进行受孕,这种概率都会增加。”
在小红书上,经常能看到卵巢早衰患者分享自己成功自怀的经历。一位确诊卵巢早衰4年、AMH0.2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摆烂并做好了不能再生孩子的准备,突然怀二胎了。评论区有很多同样经历的患者,也有人表示,“看来(怀孕)和卵巢早衰关系不大,只要心态好,内膜好,输卵管不堵,卵泡质量好就能怀孕。”
所以诗琪总会在诊室里对确诊的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告诉她们通过治疗,还是有可能恢复排卵的,“卵巢早衰不是不排,就是排的少,排的不规律。”
怀孕也并非每个卵巢早衰患者的终极追求。
两个月前,刘乐觉得自己靠吃芬吗通症状有所缓解,状态也逐渐回到了正轨,她又萌生了想要二胎的念头。
她去了趟生殖科,医生看着她的指标,只问了她一句话,“你不难受吗?”那一瞬间,刘乐有些想哭。这么多年,习惯了这些症状,刘乐已经忘记了舒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医生告诉她,“你现在要照顾自己,而不是要小孩。”
这一次,刘乐彻底断掉了想要二胎的念头。她和卵巢早衰和解了,并已经做好了吃芬吗通吃到45岁的准备。
虽然她还是会偶尔萌生出想要躺平的念头,觉得自己不想再进步了,或者是想要换个轻松点的部门。但理智告诉刘乐不能这样。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像自己一样,为了在内卷的社会环境里有一席之地,而把身体变成这个样子。“如果她是一个能力一般,很普通的人,我反而觉得很幸运,就觉得她没有去过多的透支掉她的身体。”
她下定决心,不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要求女儿一定要考研,要考公,要在单位里当一个小领导,她只想让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而她能做的,就是努力,和老公一起努力,“多往上走一点,孩子就能少走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作者:杨小彤、巴芮,36氪经授权发布。
搭上AI快车的00后,已经融资千万了
上桌!留给00后的红利
双非院校,文科,即便是硕士学历,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上也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好在毕业前,00后毕业生雪柳已经有三段大厂AI业务的实习经历——深度参与了大厂头部AI产品从0到1 的过程,其中有一款AI产品上线时的用户手册都是她亲自撰写的。
投出的600多份简历,大多连初筛都过不了,但这三段实习经历犹如决定性筹码,让她收到了跟AI相关岗位的面试机会。 最终,雪柳拿到了2家AI公司的offer。
即将从复旦大学金融系硕士毕业的博誉在这波AI热潮下,也顺利拿到了上海一家大厂AI业务线的offer,年薪数十万,这个年包在同期毕业生里极具竞争力。
尽管在他刚入学的2022年,学校还流传着毕业即年薪百万的传说。当然,2年过去了,这样的就业神话早已破灭。
“作为金融系的学生,我们都很焦虑。”这两年,金融业进入下坡阶段,招聘机会越来越少,找工作的时候,博誉尝试从金融学转型,寻找一些前景明朗、起薪稍高一些的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一家AI+金融的创业公司实习,从此开始搭上AI这条线,一路从小公司进阶到一线大厂。
一种普遍的声音是,AI对00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口,“我们这批00后没赶上移动互联网的入局,”在雪柳看来,AI是一个新的增长机会,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风口。
博誉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很多迫切想要加入AI赛道的年轻人。介于这些职业咨询需求,他还开拓了自己的副业,给想进入AI赛道的学生做付费咨询。
他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出一条如何快速打入AI赛道的职业升级路线:如果自己的专业跟AI无关,他建议简历先从初创公司开始投,然后从小厂到中厂,中厂到大厂,一步一步完成自己的职场跃迁。
职升机AI 产运负责人斑马所在的初创团队正是年轻人职场通关游戏play中的一环。
去年10月,她在小红书发布了一条“AI初创团队招聘内容实习生”的帖子,意外收获了5000多阅读量,数百条留言。她所在的AI团队只是一家10多人规模的初创公司,但依然挡不住蜂拥而来的询问和关注,令她有种“杀鸡焉用牛刀”的错位感。
她的后台还收到了很多自荐的私信,附带的简历中不乏知名大厂的产品经理、名校背景又有很强科研实力的毕业生,“在传统的行业里已经快接触不到这么优秀的人了。”
斑马说,“先上桌,再吃饭”,成了这些对风口格外敏感的聪明人的共识。
万晓初团队打造的AI销售系统(万晓初供图)
95后万晓初是一家AI创业公司的CEO,目前他聚焦的AI+销售的智能产品已经跑通了PMF,公司渐渐步入正循环。他说,“2025年的春天,也是我们的春天。”
2022年,OpenAI发布ChatGPT以后,生成式AI商业化应用发展进入快车道。万晓初敏锐地捕捉到生成式AI的风口,决定在这个赛道寻求突破。
在他看来,人生中能经历行业爆发式增长的机会并不多,“PC互联网时代是一波,那时我才两三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还没初中毕业;现在的生成式AI终于轮到我们了。”万晓初说,“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鼓吹,AI是留给00后最后的红利。对万晓初而言,AI赛道不一定是最后的机会,但他敢确定的是,后面的机会比现在更难得,“牌桌就那么大,现在正是年轻的创业者们抢山头的好机会。”
在眼下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谁都不想落后一步,大家都选择成为抢先跑步进场的那波人。
抢跑!机会不等人
抢先起跑,在勇闯AI赛道的00后“小天才”创业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在资深猎头邱金培看来,公认的“小天才”指的是拿过国际数学、物理等竞赛大奖,或者出身清华姚班等智力学术水平格外突出的青年人才。
2003年出生的李文轩就是这样的创业者。首先,他有着漂亮的履历:中学时拿过国际性的物理竞赛金奖,17岁就被招入腾讯大厂实习,2023年大一的时候他决定从UCB休学创业,正式进入AI赛道。
其次,他的几次创业都顺利融到了钱。目前他在做的一款AI应用是面向海外大学生的AI智能学习产品,应用上线半年累计用户已过4万,营收超过40万美元,每月的流量和营收还处在高增长状态。去年年底,李文轩还登上过2024胡润U25中国创业先锋榜。
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最新一轮百万美元的融资。项目已经完成从0到1的过程,逐渐进入到从1到100的爬坡阶段。
很多人都曾问过他,为什么不选择读完大学再创业?他引用了一句网络热梗,“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因为机会不等人。”
李文轩创业四人组 (李文轩供图)
还在北大读大二的贾子昕也是急于创业的那一个。今年3月,她进入一家爆火的AI创业公司实习,但仅仅一周就决定结束实习,返回学校组队创业。
“很多人想着我要把菜切好备好我再吃,但创业不是,创业是一个边学边干的过程,”她一直认为,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从一个一个的小项目中积累经验,未来才能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
即便放掉了在头部AI创业公司学习的机会,她并不觉得可惜。她坚信AI赛道对00后来说机会难得,尤其是跟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创业,“这趟旅程非常值得押注全部的青春。”她的语气十分笃定。
All in。成了这些00后创业风格的最大注脚。关注早期大学生创业的非营利性组织wteam执行总裁万瑶说,00后创业者跟80后或90后创业者讲究“平衡”不同的是,他们一旦锚定某个想法往往敢于all in,迅速调集全部的资源和精力专注于一件事,实现以小博大的高倍速增长。
此外,作为80后,万瑶对00后的群体特质也印象深刻:这一代人,一出生就在“做自己”,他们没有以往东亚小孩常有的原生家庭的伤痛,不需要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他们一开始思考的问题就是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强的英雄叙事情结。”
不止一个人说过, 他们对待创业的心态更像是一场游戏,没有苦大仇深,也没什么包袱,像玩一场游戏,即便这次成功了,下次依然敢重仓投入。
当然,这些年轻创业者也更有国际视野。如今世界高度信息化,全球出现的新事物,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国内的各种社交媒体上,这在20年前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李文轩的团队在国内,但业务在海外,用他的话说,“用中国的团队,赚全球的钱”。
在目前全球竞技的时代,这些最年轻的新生力量,也不惧跟国外的顶尖人才“掰掰手腕儿”。
齐活儿! “小胃口”的超级个体
年初以来,AI应用的爆火点燃了大众情绪,关注度和资本都在涌入这条热门赛道。
就职于某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王丽说,“过去硬科技、半导体等产业不相信‘年少有为’,大家的逻辑是‘不能投35岁以下的人’,现在的逻辑变成了‘不能投35岁以上的人’。”
资本偏爱年轻人。在王丽看来,AI是一门新技术,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但是较早从事AI行业的年轻人至少更敏锐,动手能力更快。
万晓初也一直认为,融老司机的钱,用科学家的技术,操盘手的智慧,革old man的命,是当下年轻创业者的最佳打法。
王丽表示,投资方接触的很多AI领域的创业者大多是95后和00后,但实际能拿到融资的都是有国际背景的创业者,或者开发过具有国际影响力或全国知名产品的年轻人。
这种远超同龄人的优秀,也让王丽这样的投资人的投资逻辑发生了一种倾向,即,她投中的大部分项目都是“交个朋友的钱”,“大家觉得这些项目大概率会黄或者会转型,但是此时可以认识一下这些非常年轻且做出一定成绩的优秀创业者,也许这次不一定成功,但他的下一款产品有可能会成功。”
这一波00后创业者融资也更加灵活。王丽发现,年龄较大的创业者往往喜欢一步到位,融个一两千万,搭个完整的团队,但是00后是融资要的最少的一群人,可能只要11万美金或者一两百万人民币。
2023年创业初期,万晓初就曾融到过100万。融钱难,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更难。除了最初花500元请投资方吃了一顿铁锅炖,他把融资大多都投在了人力成本上。
在是否要买显卡的问题上,他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以租代买,这样成本更低。这笔投资一直支撑着团队度过了近一整年,直到团队开启正循环。
此外,这些AI创业团队的组织高度扁平化,团队人力成本也在下降。大多数团队人员极为精简,核心成员多则十人,少则三四人。贾子昕的创业团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一个人负责产品,一个人负责市场,一个人负责技术,CEO、CMO、CTO,三人组合齐活儿了。
贾子昕AI团队三人组合 (贾子昕供图)
即便像李文轩那样融到百万美元的团队,正式员工也仅有四个人,项目95%的代码以及产品设计、上线都由李文轩这个“超级个体”独自完成。
00后创业者的“胃口小”,是环境造就的。万瑶说,“以前你可能拿一份PPT就能融到很多钱,一个项目给你几个亿的估值是很正常的事,”但现在并不是一个资本发达的时代,“他们也很难再靠一个故事或一份PPT就能打动投资人,现实逼迫他们必须要有很强的盈利能力才可以融到钱。”
但正因为自身也有造血能力,在资本面前,他们也有选择“融与不融”的底气。
对于李文轩这样的“小天才”创业者而言,引入资本就成了“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对于AI 应用类的创业之所以有投资价值,是因为你给用户产生了足够多的价值,即便没有投资,你对用户产生的价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你得到商业上的正反馈。”
亢奋!与集体性焦虑同在
年后的“AI热”,水涨船高。跑步进场的人,也率先吃到了AI赛道的红利。
一位做商业沙龙的主理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挤进AI赛道,春节后,她迅速抓住这波热度,在一个月内连开多场AI搞钱沙龙,2天收费4980元的AI训练营迅速满员,报名的人里有电商小老板、个体户、产品经理等,他们都想尽快学习搭建一个赋能自己生意的AI智能体,原本晚上6点半就要下课,但是直到9点以后还有人在现场学习。
多位受访者认为,这波热度教育市场的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比如,万晓初的客户老板们对AI销售系统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没那么相信”,到现在“比他们还亢奋”,“客户亢奋,我们也就亢奋。”
年初的时候,万晓初把团队的KPI定在300万,但是刚过去的一季度,他们的业绩已经接近100万,“目前订单量多,有点服务不过来。”他在考虑是否要调高全年业绩预期。
面对AI领域的技术变革,多数人的心情既兴奋又恐慌,兴奋于一潭死水的环境下涌现的新机会,恐慌于AI对于人类的可替代性产生的生存焦虑。
下班后的深圳地铁一幕(雪柳供图)
一部分人在跑步进场,一部分人在加速离场。
万晓初开发的AI销售系统中,AI数字人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销售人员与客户在线上对话。一个顶尖的销售人员在7天内的转化率是20%到25%,一个AI销售的转化率为10%到15%,万晓初透露,AI销售好在不用交社保,目前能做到三分之一的真人替代率。
企业客户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我就这300个销售,你这个系统如果能干掉这300人,一年几百万都可以再谈。”
但是,这300个碳基生命也是他兜售AI销售系统的阻力。“你替代了他的销售专员,销售主管就该嘀咕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意识到其中的利益冲突后,万晓初就不再跟销售主管对接,而是直接找企业的负责人,结果是,这家企业决定重组一支独立的AI销售团队。
普遍的“AI焦虑”也存在于不少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身上。前段时间国内一款通用型agent产品Manus公开后,引发了实习生下岗的担忧。
职升机AI 产运负责人斑马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现在的在校学生过早地产生了职业危机感。“ 他们很容易焦虑,可能觉得一些行业以后会被AI取代,”她招聘的实习生里就有两个大二的实习生,还不到20岁,在她看来还是一个太早踏入职场的年纪。
她以为这些实习生会待很长时间,或者至少能待够6个月,但实际上有的3个月就走了,他们需要不断地刷简历,三个月三个月地往上走,“这样会很累,但我可以理解吧。”斑马了解到,学生还会去网上找职业规划师帮他们规划就业路径,“他们对自己的职场规划就是,大二先要进入一家AI初创公司实习,紧接着再跳到一个中厂,然后再跳到一个大厂。”
过早的职业布局的确让一部分年轻人率先“上岸”。前不久,在斑马公司实习过的一个学生告诉她,自己已经去了快手,终于实现了从小厂到大厂的升级。
晚上十点的工区仍是灯火通明(雪柳供图)
集体性的“AI焦虑”加速了各种内卷。博誉坦言,如果现在年轻人再想转型AI赛道,学历、专业、实习的门槛都要比之前高很多。
一些潜在的规则已经陷入某种怪圈,博誉举例道,“你想有一份大厂实习的前提是,你得有一段大厂的实习,但是如果你没有一段大厂的实习,你就找不到大厂的实习。”他说,除非运气特别好,否则第一段实习想进大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进入大厂实习也并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雪柳在深圳某大厂AI业务线实习时,需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内容,每天的会议从早上开到凌晨,周末的工作群也在不间断地讨论工作,有一次她在周末没有及时回信息,周一就被点名批评了。
大厂留给实习生的试错成本并不多,尤其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你这件事做不好,他会立马给你换掉,”雪柳回忆起当时在某大厂实习的经历时,那种职场的压迫感至今难忘。
她的直属领导甚至说,如果想转正,实习期表现要超过一个工作三年的正式员工,才能留下。
她有些灰心。但自己好不容易从一个师范生挤进了AI赛道,拿到了2份年薪25万的offer,她暂时还不打算离开。
作为一个小镇青年,家庭对她的托举十分有限,直到现在她的父亲还经常劝她,女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找个有钱的老公,结婚生子。但她觉得,小镇青年想破局,需要的不是逃离算法,而是掌控算法。
她放弃争论,更加坚定了全心拥抱AI的决心。
没有人能阻止一个女孩站上潮头,就像没人能阻止AI的日渐强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丽、雪柳、博誉、斑马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作者:张晶、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山西省政府与宁德时代举行工作会谈并签约
专利申请全球领先,去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值超5700亿元
长安泰国工厂投产,未来3年12款车型落地东南亚|最前线
文 | 李安琪
编辑 | 李勤
5月16日,长安汽车在泰国罗勇工厂正式投产,同时,长安汽车也迎来了全球累计产量2859万辆下线。这正式罗勇工厂下线的第一台新车——深蓝S05右舵版。
这是长安汽车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工厂位于泰国东部一个叫罗勇的港口和工业城市,比亚迪、广汽、大陆汽车等也在此建厂。
长安这座工厂从2023年11月开始建设,经历一年多时间,工厂正式投产。据长安表示,这座工厂初期产能为10万辆/年,总投资约100亿泰铢(约人民币21.6亿元),后续将逐步拓展到20万辆/年。
按照规划,未来长安、深蓝、阿维塔三大品牌车型均将在罗勇工厂投产。未来3年,长安将有12款新能源车型陆续投放至东南亚市场。此外,长安还将在罗勇建立泰国备件仓库,成为全球市场的右舵备件中心。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安汽车不仅在泰国投资建设生产线,还将建立研发、售后服务体系等系统,整个投资金额规划达300亿泰铢(约人民币64.8亿元)。
泰国罗勇工厂的投产,也意味着长安汽车实现从产品出口到产业出海的跨越。
长安最早进入的海外市场主要是中东非地区。从1994年开始,长安开始进入中东非洲市场,逐渐构建起覆盖沙特、阿联酋等国的销售网络。截至目前,长安在该地区的销量累计突破40万辆。
但长安试图瞄准更大的全球市场。“中国车企一定不能仅仅在中国争取3000万辆的市场,必须要走出国门,我们分析了一下,未来大概还有2500万的市场可以进入,长安的规划包括东南亚、中南美、中东、非欧亚、欧洲五个区域市场。”朱华荣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此前,长安在墨西哥、沙特、德国都召开了品牌发布会,并成立子公司。
而泰国工厂,则是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市场的关键前哨。
此前,长安汽车已经构建了东南亚等地区的本地化运营,目前泰国市场已经上市推出深蓝S07、阿维塔11等7款新品。今年4月,深蓝汽车在2025曼谷车展还收获了6589辆订单。
东南亚很大一部分市场,遵循右舵驾驶规则。而长安的罗勇新工厂,不仅生产右舵车型,也生产左舵车型。在当地建厂与建立车辆备件仓库后,长安汽车无疑能更好地服务东南亚市场,甚至辐射更广的全球市场。
“不排除明年投产的产品,除了新能源车,还有燃油车。因为罗勇工厂的定义不仅仅辐射东南亚区域,它还是长安汽车全球工厂的一部分,左舵燃油车也可能从这里运往中南美市场。”长安汽车副总裁王辉表示。
长安汽车的目标是,到2030年全球销量突破500万辆,海外销量目标是150万辆,届时海外员工数量从当下数千人发展至万人级别。